美国进入消费阶段后，消费信贷迅速发展，消费增长长期超过投资增长，住房、信息、文化、医疗等与消费、民生相关的领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这些一线城市，构成了中国经济的神经指挥系统，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纽约曼哈顿上城东区、波士顿的貝肯山（Beacon Hill）等，都是这些旧财富拥有者的聚居地。

在1980年代以前，双方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彼此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接轨。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旧财富与新财富拥有者甚至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有所不同。所谓一线城市，是指中国的国际性大都市：不仅人口规模最大，其经济也和世界经济高度整合。财富和名望反映的是过去的业绩，而非进行时态中的现在。更不用说，这些保姆家乡邻居家聪明的孩子，可能已经在美国的名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锦还乡，正以其跨越两个世界的丰富经验，在北上广扮演着整合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角色。

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基于两大动力：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是从自力更生式的封闭社会，走向与西方所领导的世界秩序的整合。创造者们经常是出身寒微的自我造就的人，并且一直拼命工作。这种局势表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

经济发展以社会解体为代价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也俨然成为市场化的社会领域改革的禁脔。很大程度上，国有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制造着无穷的矛盾和冲突。

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遁。当然，社会的不信任，也是政府的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没有改革，社会也会继续感到无力和无助，继续其各种具有破坏性的抗争或者暴力。很显然，发展并非一定要通过改革的，但只有通过改革而获得的发展，才是积极的发展，才是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且在经济上也是可持续的发展。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包括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

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表现就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既得利益要不阻碍改革、要不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不挟持改革以图私利。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国有企业就没有从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从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后来的福利或者人性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和市场本身逻辑发展结果，而是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结果。

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主导下，中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

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无论政府做什么，都赢得不了社会的认同。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

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利益驱动的发展，依靠的是官员和企业家的逐利本能（basic instinct）。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

虽然价格 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无碍。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

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的不信任。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如九七亚洲金融危机，或者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来保GDP增长的。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

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例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对扩张房地产市场的动力有兴趣，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

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就会诉诸于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很显然，如果不能脱离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各方面的局势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而以民营化为主题的放小政策，则大大强化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力量。当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尤其在1990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暴力足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逃离本土，用各种方式移民到被认知为比较安全的社会。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不改革，没有任何出路。中国目前的局势，就是因为不改革或者改革不足造成的。

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红利。从改革而言，方方面面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

的确，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

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是一纸空文而已。